形式花样遮蔽下的思想贫困
短短时间内，《老生》已被炒作成近期最热门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它获得了“2014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的头名；有评论家称它“属于能够代表新世纪中国文学高度的标志性作品”；《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专门为《老生》编发了一组评论文章，有五位著名批评家为它捧场；而在《光明》《文艺报》《小说评论》等大大小小的报刊上，为《老生》喝彩的文字可谓铺天盖地。
中国论文
《老生》真的完美无瑕以至于值得如此厚待吗？恐怕不是。在笔者看来，《老生》不仅毛病不少，而且有些还很严重。从大的方面说，《老生》对近百年中国历史的态度就有些偏颇，它用单纯的暴力和欲望来解释“革命”“土改”“文革”“市场经济”这些历史过程，立场褊狭，缺乏起码的历史理性和客观性。从小的方面说，《老生》在写法上也有诸多弊病，比如，大量穿插的《山海经》文字与小说主干情节和思想主题基本没什么关系，让人怀疑是在吊书袋或是凑篇幅；丧葬唱师这个角色兼叙述者的设置破绽百出，难以承担历史叙述和历史评价的重任；情节、细节上的抄袭、模仿与作者自我重复的硬伤等等。
《老生》最严重的问题是对历史的概念化和简单化处理。作者对于“革命”“土改”“市场经济”等历史过程的认知明显片面且成见极深，评价几乎完全负面。小说中，国民*地方*部官员、保长、乡绅等都是开明和仁慈的，地主、富农也是靠勤苦发家的，不存在什么阶级剥削和压迫，乡村的阶级关系十分和谐。因此“革命”与“土改”并非底层民众的真实要求，而是外来的、输入性的，是李得胜这样的共产*员和国家*权从外部强加的。而搞“革命”“土改”最积极的则是老黑、马生之类天生的恶人或懒汉、二流子。这就实际上否定了“革命”与“土改”的历史合理性。如果《老生》中的描述确有其现实依据的话，那也只是某时某地的现象，而不能代表“革命”与“土改”的整体现实和本质真实。应该说，“革命”与“土改”在当时的中国主要还是内生性的，是乡村底层民众的真实要求和历史的必然。《老生》以某一地区的现象为据来概括和评说整个历史时期，显然犯了以偏概全之错。此外，在作家眼中，所谓的“革命”“土改”“文革”就是血腥暴力，此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可以用以描述这些历史阶段了。至于为什么历史要以暴力的形式来展开，以及暴力背后是否也有某些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作者都不屑一顾。实际上，黑格尔、康德、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曾辩证地分析过“恶”，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因此，“革命”与“土改”中的血腥暴力，甚至市场经济体制所催生出来的贪欲都并非一无是处的“恶”，而是也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作用。比如，伴随着暴力的“土改”在当时也是解放社会生产力的一种必要途径。所以，对于历史事件及历史过程的评价，历史尺度理应优先于道德尺度。但《老生》仅仅只有单一的道德尺度，近百年的历史完全被道德化―――不是血腥暴力就是人欲（权力欲、金钱欲）泛滥―――彻底否定掉了。贾平凹极力渲染上述历史过程中暴力的普遍性和残酷性，是否以偏概全小题大做且不说，仅就他只将暴力归于人性恶，归于人的本能或者是以暴易暴，就已经是过于简单化了。
因为有历史偏见，所以从叙事焦点的选择到故事情节的设计再到人物形象的刻画，《老生》处处显得主观性和随意。《老生》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的写法，贾平凹说这种写法是“举重若轻”。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对历史的随意删减和过滤。小说选择叙事“焦点”的主观随意性，导致了“片面”和“盲视”的后果，它由此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也必然是有偏颇的。人们必然会问：为何从历史长河中截取的恰恰是这几个时段？它们能够表征或涵盖近百年历史吗？另外，散点透视的写法也很容易导致结构松散和笔力不集中等毛病。所以《老生》由四个独立故事拼成，没有贯穿性的故事情节和主人公，在艺术效果上就不能够给读者以集中、强烈和深刻的印象。而且，《老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也相当概念化和符号化。小说中大多数人物都属于性格单一的类型化人物或扁平型人物，比如，天性凶狠残暴的老黑，性格阴冷*辣的马生、老皮、闫立本之流，生来贪吃的！三，等等。这些人物都成了作家手中的傀儡，完全按照作家的意念和预设来行动，从而失去了生命力。作家对历史尚且主观随意，对于笔下人物自然也缺乏尊重。所以我们在小说中只看到了各色人物的暴力表演和欲望表演，只看到了人性的疯狂和扭曲，却不知道他们何以必然会如此。
《老生》的另一致命伤是大量插入《山海经》文字，显得毫无必要。为何插入《山海经》文字？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解释说：“《山海经》是写了所经历过的山与水，《老生》的往事也都是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山海经》是一个山一条水地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地写。《山海经》只写山水，《老生》只写人事。”这种解释言不及义，形同废话。在另一处，贾平凹又说这“一是可以溯源，溯中国人思维的源，溯中国山水的源，从而鸟瞰这古老美好又伤痕累累的土地。二是小说结构的需要。我想引导读者去思考，有所思考了，就不至于觉得突兀。……我在《山海经》原文引用后也有老师给学生的解疑文字，就是文字以外思考的东西”。[1]问题是，作为一部写历史和历史中的普通人（并非文化人）的小说，又有何必要溯中国人思维的源与中国山水的源？小说中关于《山海经》的文字实在也并不能引起读者思考的兴趣。贾平凹又辩解说：“读小说是各种人去读的，有的可能就跳过这些引文，有的则只读这些章节。我小时候读《红楼梦》，就跳过那些诗文，跳过‘太虚幻境’的部分，中年后再读《红楼梦》，小时候跳过去的部分就读得有味道有兴趣了。”[2]拿《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来类比，显然是高攀了。因为太虚幻境是曹雪芹的艺术创造，而《老生》中插入的《山海经》文字只是原文抄录和少许解释，谈不上有什么艺术创造成分！太虚幻境之于《红楼梦》具有主题升华的效果，而《山海经》引文与《老生》的思想寓意之间实在看不出有何联系。有批评家视插入的《山海经》文字为“背景音乐”，认为它们“形成了文本的复调和多种风格的张力”，但他也老实承认：“至少在目前，我无法破译《山海经》的片段隐藏了何种确凿而具体的寓意”[3]。因为《山海经》与《老生》的故事本体或思想寓意之间是油水不融的关系，读者普遍的印象就是莫名其妙！即使说《山海经》文字的穿插具有“文章结构”或“叙述节奏”方面的些许效果，那也离合理合度的“闲笔”“插科打诨”之类相去甚远。因此，这只能算是玩形式花招的噱头。 小说中唱师这个人物兼叙述者的设置也颇成问题。这个专门在葬礼上唱丧歌的人物很不简单，他几乎长生不死（“不吃不喝了二十天，却仍然不死”），能够出入阴阳两界。围绕他，小说描绘了种种灵异现象―――磨棍发芽、猫说人话、死*附身、老鼠飞起来变成蝙蝠、神*现身就座、麝有幻术“突然会变成人”、龙从天上下来与牛交配、亡*托生猪崽，等等。这些灵异现象固然出诸唱师之口，却未必不是贾平凹本人怪异趣味的反映。贾平凹辩解说：“我很小就有这种思维，看啥都有生命，有灵性，一直是这样。你喜欢花，花也是爱你；你越夸它，它越长得美；你不理它，它也不理你。正常的生活就是包括奇异的，并不是一种写法，不是故意要弄个啥，也从来没觉得是魔幻。写的时候，完全按小时候看到过的，经历过的，按我平常的写法。《山海经》中就是写上古的人所见所闻，连同那些现在我们认为是神话的，那时也可能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我从小生活在商洛山区，许多别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却都是我那时的所见所闻。”[4]这种辩解不仅苍白无力，根本就是东扯西拉：“万物有灵”或“泛神论”的观念怎么能够跟超自然的迷信现象扯到一起？《山海经》中的那些神话怎么可能“都是真实发生的事”？贾平凹小时候果真看到过小说中那些灵异现象？当然，小说就是虚构，即便是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偶尔来点玄幻或灵异描写也可增添趣味，但贾平凹总是像煞有介事言之凿凿，这就显得不够诚实了。再者，将灵异描写当作贾氏招牌到处使用，怎么能不让人日久生厌！
唱师这个角色不仅关乎生活真实与现代科学和理性问题，更关乎整个小说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问题。贾平凹特意设置了唱师这个角色，却并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参与故事的机会，甚至也没有用心对其进行形象刻画，以致其形象、性格都很模糊。唱师在小说中不过是个若隐若现的跑龙套角色，许多主要情节他都没有参与，也无从见证。这就使他的叙述权限大受限制。所以小说常常溢出唱师的叙述视角而转向全知视角，并因此显现出某种不合逻辑性。贾平凹说：“以唱师为小说叙述人，这是构思之初就确定的。写百多十年历史，选择唱师这个角色较合适，因他是社会底层的，有民间的意味，又因他的出身、生存环境、职业，使他能超越制度、阶级、族类、时间、生死。”[5]但是，唱师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只是比常人多活了些年岁多见识了些世事罢了，本身知识、文化修养和视野有限，如何能做到“超越制度、阶级、族类、时间、生死”？能够超越这些的根本就是神仙和上帝了！总之，无论是从参与故事的程度还是从叙述者本身的思想认知能力来看，唱师都是个不可靠的叙述者。通常，在非反讽性的小说中，隐含作者在叙述立场和价值观点上往往趋近甚至等同于叙述者，因此，唱师思想能力之贫弱也部分地反映了贾平凹思想之贫弱。如果说唱师身上体现了一些朴素的民间视角和价值观的话，从思想认识水平上说也是低层次的，难免肤浅。而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贾平凹简单地认同而不是超越这种民间立场，令人遗憾。
《老生》还有情节和细节上抄袭、模仿和自我重复的硬伤。第一个故事中，老黑和李得胜误杀了为他们准备吃食的老汉，怀疑他会告密。这处情节一看就与《三国演义》中曹操误杀吕伯奢一案雷同。第四个故事中，戏生与老余炮制发现老虎的情节，也明显取材于近年陕西的“周老虎”事件。而发生在当归村的那场瘟疫情节，显然也是参照了2003年那场席卷全国的SARS灾难及相关报道。小说最后，老师为唱师写下的那句墓碑铭文―――“这个人唱了百多十年的阴歌，他终于唱死了。”―――也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分明模仿了某位西方名人的墓志铭。此外，《老生》中重复贾平凹以前作品中的情节、细节的地方也所在多有，恕不一一列举。这些即便不能说明贾平凹已江郎才尽或缺乏创造力，也起码说明了他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的过于轻松、随意和不够用力。
总之，《老生》给我们的印象是，它不过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些故事、人物和思想主题，那些“革命”“土改”“文革”或“市场经济”时期的暴力或欲望故事，早就被中国的先锋作家们尤其是“新历史主义”作家们写滥了，贾平凹并没有额外提供什么新鲜和深刻的东西。《老生》的写作，在贾平凹个人的创作历史上或许有意义，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却无足轻重，不仅谈不上是“代表了新世纪中国文学高度”，更毋宁说是提供了反面教材，暴露了当代作家们靠形式花招来掩饰其思想贫乏的普遍现实。许多评论者盛赞贾平凹创作力旺盛，所谓“文坛劳模”、每两年推出一部长篇小说，等等。笔者对此是不敢苟同的。中国当代文学已进入一个生产严重过剩而精品又极度匮乏的悖论性局面，需要的不是高产而是精品。贾平凹这样的名作家更应该爱惜羽毛，何妨花个十年八年光阴，呕心沥血或是虚心静气地写出一部厚重之作？
注释
[1]舒晋瑜：《贾平凹：〈老生〉的写法是效法自然》，《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17日。
[2]刘心印：《贾平凹谈新作〈老生〉：写苦难是为了告别苦难》，《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期。
[3]南帆：《“水”与〈老生〉的叙事学》，《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1期。
[4]同[1]。
[5]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