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摘要：年11月11日《海峡导报社》在其头条号报道《男子入院六天身亡，医院“三过错”赔偿77万元》。法院查明：邹某（死者）男，生于年，生前是厦门某单位保安。年4月1日，邹某因“活动后气喘10余天”，就诊于医院心血管内科。
入院诊断：1.气喘原因待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2心律失常持续性心房颤动。
4月1日邹某入院住院；年4月2日医生对其施行冠状动脉造影术；
4月3日邹某突发左侧肢体无力、言语含糊；医生行。术后查心动彩超示左室可疑血栓形成，请心内科会诊后，予以低分子肝素抗凝处理。
4月4日邹某出现呕吐、烦躁；医生复查发现其大量脑出血，转神经外科急诊行，术后复查显示脑梗加重，转重症医学科处理，随后病情持续加重。
4月6日，因抢救无效，邹某被宣布临床死亡。
医院临床诊断死亡原因为：脑梗死，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脑出血，脑疝形成。
争议焦点：
人死家属不能接受现实，医院的诊疗提出异议。
医患双方共同委托“尸检”来确定死亡原因之后。
双方仍不能确定有无过错及该不该承担责任（包括赔偿），也无协商达成一致的结果，最终只能法院诉讼。
给患者家属的建议：
（1）对医院的诊疗有疑问，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封存病历（封存时“复印病历”，医院给出的“死亡证明/诊断”不认同的话，要进行“尸检”，千万不要“犹豫”，机会丧失基本上无法弥补，也许很难确定死完真相，只能凭推定，大概率成为永久的‘疑云’）；
（2）找专家辅助人，把“核心问题”做出意见与建议（是否决定启动医疗损害鉴定、诉讼），并请专家辅助人参与启动诉讼、鉴定活动，这比找律师更为重要（有的甚至可以取代律师，但不建议取代律师，因为各有所长）。
给医院及医生的建议：
（1）家属提出异议完善病历的同时（最好让家属书面提出），必须立即书面告知患者可以封存病历、死亡的应该尸检；
（2）组织院内相应专家开展自查及病案及死亡讨论，明确自身的“问题”；
（3）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同时，聘请专家辅助人和律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及应对协商、鉴定、诉讼事宜。
（4）对于特殊检查与治疗、用药的“自信”只能藏在内心，“检查、治疗、用药”的风险要让“患者或家属”知晓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自己担责，而是让他们“选择并自愿”与医生“一起承担风险”。所以，医生要为减少和预防风险“做最好的准备”。否则，一旦风险出现，你都难辞其咎。
死完原因鉴定：
尸检：经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其死亡原因为：小脑扁桃体疝致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关于死完原因鉴定的意见与建议：
1、根据司法部对法医类执业范围的划分，对于因医疗纠纷出现死亡，并要求通过尸检来确定死亡原因的，应当先了解案情与病情，这里看属于“法医临床、法医病理、法医精神病”的哪一个或多个领域，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来承担；
2、在精神科就医出现死亡的，通常要“尸检”必然要法医临床（有时也需要法医病理参与）和法医精神病一起完成；其他的情况，都离不开法医临床和法医病理的配合；法医临床通常可以独立完成，但法医病理独立完成的情况比较少见。
3、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下，也可能用到法医毒物或法医物证，但这都只能是辅助配合。
对医疗损害鉴定的意见与建议：
1、双方协商一致委托鉴定外，否则，到诉讼时由法院委托是首选；
2、能选择外地或全国较为有名的机构或研究型大学背景的鉴定机构，尤其是要排除“纯私立”（没有权威专家，只是“有关系”的，多半“为钱说话”）；
3、有条件的话要尽早请“专家辅助人”参与，不要等鉴定结论出来之后再请，但什么时候都不晚，至少让自己明白“真相”。
对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评议：
1、做出的鉴定意见称谓表述，不恰当“在患者”（因为患者已经死完，只能成为“生前”），尤其是“政法大学”的，就更不应该了，这当然不是“大事”，至少不应该。
2、鉴定意见里称的“均未....明确详实”告知，应该是“从医患双方的陈述、病历资料中”显示做了“明确详实”告知；从“鉴定意见”里的表述去推理，我们有两种可能：没有告知或有告知但不够明确详实。这其实是有歧义的，不够精确，对于法官对“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评判会有不同。
3、鉴定意见，这里是说“未按照规范检查与治疗”，若做了就一定会“及时阻遏继发脑梗死的发生”吗？答案是确定的“不一定”。因此，按照“未能..未行...导致未能....发生”是说“不作为”直接‘形成了损害后果’。显然，以上的推论是不够精确的，应该是“未能...未行...对于及时阻遏继发脑梗死的发生不利”更为确切，这对于责任的承担比较客观。
4、鉴定意见，从这条意见可以得出两个关键点：
其一、“使用抗凝治疗存在不当”，原因是“可能”诱发“脑出血”。这里有不同观点：“使用抗凝治疗存在不当”是不能“使用抗凝治疗”，还是“可以用”但要“适当”（用量与用法）及对可能发生的预防及处理“不当”呢（包括“明确告知”）？显然，本鉴定意见表述不够精确。
其二、“上述过错”，仅是“使用抗凝治疗存在不当”形成了“死亡损害后果”，还是鉴定意见“第一、第二、第三”中的全部“过错”导致“死亡损害后果”呢？一起得出了参与度“40%-60%”呢？显然，本鉴定意见表述不够精确。
5、从“鉴定意见”来看，其不仅是“表述”不规范、不确切、不精准，还存在重大的问题“不完整”，在“第一、第二”的表述，未对其“过错”与“损害后果”（包括最终后果），因果关系做“判定”以外，还要明确对“后果”的参与度“有无或大小”做结论。
另外，在“第三”中对于参与度的“40%-60%”的结论，是相当的“不确切”，这里也是证明鉴定人内心的“不确定性”的具体表现，并非出于“风险与科学”考虑。
最后，不得不对本鉴定意见作出最后的评判：
（1）、对于“医疗损害鉴定”规则、原则掌握欠缺，欠缺规范化培训；
（2）、对于本案的鉴定意见，存在表述不规范、内在逻辑不清晰导致表述不精确、不完善，经不起“推敲”并“影响公正”；
（3）、从本案报道的“碎片化”信息里，医院应当承担至少为“主要原因力”的结论。非常浅显的理论，就是“把该做的做好了，一切后果与你无关”。因此，鉴定人要“有理有据”地做出“客观适当”的“鉴定意见”，经得起“历史的审判”。
对本案法院作出判决的评价：
1、医患纠纷的侵权诉讼，因为存在“医疗损害鉴定”（中间环节委托，各地应该取消统一对外委托，办案法官直接委托，减少中间环节和节省时间，让原有“技术辅助人员”参与对“鉴定意见”的“评判”，是较为妥当的。
2、本案的“鉴定意见”只能作为“定责”的其中一个参考，不能“以鉴代审”，把“自由裁量”与“自由心证”被“束缚”或“包裹”。就拿本案来说，存在“告知”问题，减少患方对疾病诊疗风险的负担，以及“过错”的“直接性”，或者若没有诊疗的参与，邹某会不会在“6天”内死亡？死亡的概率有多大？这都是法官和鉴定人、医生都应该反思的。
3、本案法官给出50%的责任，判承担77万元，从医患双方都欣然接受的结果来看，法院的参与起到了“案结事了”和“定分止争”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说这个案子判决就是公平的。
王绪明，中共党员，具有临床医学、医学心理学、法医学（法医临床与病理学）、民商法学、经济学等高等教育背景，并取得相应医学、法医学、法律、鉴定职业资格证暨能力认证。
先后在延安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事警察、法医等辅助审判工作5年，医院法律顾问期间，直接参与医疗纠纷预防教育培训与纠纷调解、诉讼工作，先后法院鉴定机构与社会司法鉴定机构从事司法鉴定及管理工作20年，办理各类鉴定案件余件。